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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鞏義發現5000多年前神秘“河洛古國”
2個月前    新華社    瀏覽數:2126

2020年5月8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河洛古國”掀起蓋頭,黃帝時代的都邑找到了?——河南鞏義重大考古發現或顛覆“中原的中心地位是從夏代才開始的”這一認知》的報道。

“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位于黃河與洛河交匯流域的河洛地區,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說法,向來被視為中華文明的腹心地帶。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使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朝代——夏的存在得到證實,近年新發現的5000多年前“河洛古國”則把人們的目光帶向更遙遠的過去。

5月7日,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鄭州公布雙槐樹古國時代都邑遺址階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北京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等知名專家學者參加發布并做點評。

“雙槐樹遺址的重要考古發現,實證了河洛地區在5300年前后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的代表性和影響力,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也表明以雙槐樹遺址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確確是黃河文化之根。”王巍表示。

雙槐樹遺址位于黃河南岸高臺地上、伊洛匯流入黃河處的河南鞏義河洛鎮,經過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連續多年考古發掘,確認其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遺址,專家建議命名為“河洛古國”。

專家們一致認為,該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這一中華文明形成初期階段,發現的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其社會發展模式、承載的思想觀念以及諸多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后世所承襲和發揚,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正是賴此主根脈延續不斷、瓜瓞綿綿。

中華文明主根脈五千多年不斷

盡管已實地考察數次,83歲的李伯謙仍不舍得錯過任何一次近距離查看河洛古國細節的機會。春夏之交,炎熱感已十分明顯,老先生在地勢高低不平的遺址區來回奔走,看起來殊為不易。

“我來六七次了,今天看了還是挺激動,真是太重要了。”他興致很高,同行的其他學者亦是如此,頻頻相互交流意見。作為備受推崇的權威專家,他們走遍大江南北,看過的文明古跡不計其數,卻對河洛古國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國填補了一個重要空白。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歷時15年,在遼河流域、長江中下游等地都發現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級都邑遺址,顯示出文明化進程加速的傾向,但中原地區卻沒發現,我感覺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王巍坦言,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華文明的中心,但它究竟是什么時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過硬的考古資料。

作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未曾中斷的,它如何起源發展備受關注。與此同時,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說法長期不被國際學術界廣泛接受。2001年,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個由國家支持的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啟動了,這就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旨在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歷程。

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紅山、凌家灘、石峁等古國文明璀璨奪目,地處中原的河南地區卻沒有此階段的重大發現,給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區社會發展“相對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現了“中原地區文明洼地現象”的說法。

“我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實際情況,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是以河南為中心,所以鼓勵一些機構開展相關研究。令人欣慰的是,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王巍說。

雙槐樹遺址位于黃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東4公里,處于河洛文化中心區。站在遺址高處,黃河兩岸風光盡收眼底。遺址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階段三重大型環壕、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連片塊狀夯土遺跡、三處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三處夯土祭祀臺遺跡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時期豐富的文化遺物。

“河洛古國的地理位置和所處時代太重要了,伊洛匯流后在這里匯入黃河,遺址呈現出的景象與內涵,契合了《易經》‘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記載。”李伯謙認為,不排除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時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國的醞釀階段。

如果說將遺址與某一歷史時期對照還為時尚早,那么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及所處時代無不凸顯了其在中華文明的中心地位,應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黃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這是一處經過精心選址和科學規劃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周邊的青臺、汪溝和洛陽的蘇羊、土門等多個遺址,特別是西山、點軍臺、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組成的城址群對雙槐樹都邑形成拱衛之勢。”王巍說。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河洛古國宏大的建筑規模,嚴謹有序的布局,所表現的社會發展模式和承載的思想觀念,呈現出古國時代的王都氣象,北斗九星與“天下第一”的關聯以及其他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承襲傳承,中華文明的主根脈愈加清晰。

以往國內大部分學者雖然肯定中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認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從夏代才開始的,并不贊同更早的時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國的發現可能將改變這一認知。

“雙槐樹遺址發掘的意義在于,實證了在5300年前后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河洛地區是當時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中心。”王巍表示,在這一階段,文化上的中國已經形成雛形,以雙槐樹遺址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確確是黃河文化之根,堪稱“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

北斗九星背后的奧妙

關于河洛古國,顧萬發最津津樂道的,是一處用陶罐模擬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遺跡。這處遺跡的發現,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幾位了解個中詳情的同行常有感佩之語,“要是在別人手里,很可能就錯過了”。

49歲的顧萬發是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曾三次擔任雙槐樹遺址的發掘領隊。在發掘過程中,他注重對天文、祭祀、宗教、禮制等“形而上”遺跡現象的研究,得到專家們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等認為,精神文明的考古過去長期被忽視,它恰恰是體現中華文明特質的最重要方面。

在雙槐樹遺址的中心居址區內,記者看到了用九個陶罐擺放成北斗星形狀的天文遺跡。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員一一貼上了數字標號。如果沒有顧萬發深入淺出又妙趣橫生的講解,很難想象這看似平淡無奇的場景所蘊含的無窮奧妙。

“北斗九星遺跡有政治禮儀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達自己是呼應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當時人們已經具有相對成熟的‘天象授時觀’,用以觀察節氣、指導農業。”顧萬發如此概括,背后豐富的細節卻比這句嚴謹的總結有趣得多。

首先需要明白北斗九星天文遺跡所處的特殊位置。遺址的中心居址區可以簡單理解為貴族居住的區域,在居址區的南部,兩道370多米長的圍墻與北部內壕合圍形成了一個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結構,尤其是圍墻東端的造型,非常特殊,被專家視為中國最早甕城的雛形。

甕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設施之一,通常是在城門外或內側修建的半圓形或方形的護門小城。河洛古國的中心居址區已有典型的甕城建筑結構,可見居住者非同一般。這里發現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間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個房子面積達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屬于豪宅。擺成北斗星形狀的九個陶罐就是在這所房子前面的門廊發現的。

在北斗九星遺跡上端,北極附近——古人認為北極是天的中心,還有一頭首向南并朝著門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種神奇的動物。古代有天子冬至祭天的傳統,大部分鹿類在夏天脫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脫角,所以統治者把麋鹿脫角視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與一年最重要的節氣冬至關聯。此外,道教有“三蹻”的說法,指龍虎鹿三神獸,它們是幫助神巫上天的橋。顧萬發認為,麋鹿也應有鹿蹻的意思。

可以想象這樣一個5000多年前的畫面:九個陶罐和麋鹿都埋在地下,當房子建成后,居住的主人日常活動時,就仿佛騎在麋鹿身上,向諸部落氏族表達自己才是呼應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專家推測,這應該是一位有地位并且諳習巫術和天文的古國首領,以這種方式設計自己的居室實際是在神化自己。

北斗九星天文遺跡的發現,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當時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顆如今已看不到的星,專家推測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圖》記載:“黃帝治,景星見于北斗也。”也就是說,在北斗附近出現景星的時候是黃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時代。這九個陶罐,有可能記錄了一次超新星爆發,目前相關研究還在進行中,如果情況屬實,將是對世界天文學史的巨大貢獻。

顧萬發及其團隊之所以能順利確認北斗九星遺跡,離不開他主持發掘的另一處遺址——青臺遺址,那里也發現有陶罐擺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圖案。青臺遺址位于河南滎陽,與河洛古國屬于時代近似的文化遺存,發現的“北斗九星”標志物大小與天體實際亮度基本一致,用現代天文學軟件演示,位置也非常精確。同時還存在北斗九星祭祀區,尤為重要的是還發現了圜丘形天壇遺跡,殊為難得。

專家們認為,雙槐樹遺址連同青臺的“北斗九星”遺跡、天壇圜丘及有關建筑,既是科學的天文遺跡,也明顯具有特殊的人文含義。這些高等級的人文與天文遺跡融合的現象,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禮儀化思維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觀已經形成,可以認為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重視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農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河洛古國還發現了國寶級的文物——中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它與青臺遺址等周邊同時期遺址出土的迄今最早絲綢實物一起,實證了5300年前后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養蠶繅絲。

這件藝術品長6.4厘米,寬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豬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條正在吐絲的家蠶形象。它的做工十分精致,腹足、胸足、頭部組合明晰,和現代的家蠶極為相似,同時背部凸起,頭昂尾翹,與蠶吐絲或即將吐絲時的造型高度契合。

這是迄今發現的仰韶時期與養蠶及絲綢起源相關聯的、比較直觀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牙雕蠶的發現,對顧萬發而言別具意義,因為雙槐樹遺址的發掘初衷就是尋找絲綢之源。

“絲綢和玉都是中華文明的高端代表,關于玉的研究和發現很多,絲綢少有人關注。絲綢這種高科技產物的產生,一定有相應的社會理念和人力物力財力做支撐,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謂‘中原文明洼地’的問題就解決了。”顧萬發說,他不相信距今5000多年前中原地區沒東西,從氣候、環境、資源和傳說等各方面看都沒道理。

正是在這種理念驅使下,加上從考古科研角度呼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起,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展了“尋找中國絲綢之源——鄭州地區仰韶時代中晚期考古學文化面貌與文明起源問題研究”考古發掘項目,對鄭州周邊相關遺址進行全面的調查勘探與考古發掘工作。

隨著河南滎陽的汪溝遺址、青臺遺址、鄭州西南郊區的黃崗寺遺址、鞏義雙槐樹遺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發現,一個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質的大型聚落集團面貌逐漸清晰,形成了黃帝時期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區。

不久前,研究人員在汪溝遺址出土甕棺里的頭蓋骨附著物和甕底土樣中,檢測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蠶絲殘留物,這是目前世界范圍內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絲織品,令學術界大為振奮。

這些絲綢是用來包裹亡童下葬的。事實上,鄭州地區的仰韶文化聚落群發現好幾處蠶絲裹著孩童放在甕棺里。為什么死后要裹蠶衣?因為當時的人們希望死后像蠶破繭飛天一樣復活。孩童的甕棺也多為小口尖底瓶,形似蠶蛹,體現了先民對蠶神的崇拜。

“誰都想死了以后變神仙,中華文明古老樸素的修行思想在這個時候相對成熟了,先民有了重生的精神追求,并且想辦法去實現。”顧萬發推測,也許正是因為原始崇拜,先民才會去馴化野蠶,使用蠶絲,牙雕蠶說明他們已非常熟悉蠶的生長習性。

甚至可以說,當時的絲綢技術已趨于成熟。在汪溝遺址的出土殘片中,有一塊“綾羅綢緞”中的羅織物,且經過染色處理。為防止掉色,先民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脫膠后稱熟絲,這塊羅也是世界范圍內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熟絲絲綢織品。

其實,在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全國許多地方都開始關注蠶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山西西陰村遺址發掘出半個蠶繭;河南省淅川縣下王崗遺址,曾出土陶捏的蠶蛹;陜西寶雞的一處遺址還發現了陶器上的彩繪蠶。而中原地區不僅關注蠶,還關注蠶絲。

“中華文明的一個典型特征即是農桑文明、絲帛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農業都較為發達,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雙槐樹為首的聚落,全國其他地方卻沒有與桑蠶紡織業有關的確切發現。”李伯謙認為,從這一角度講,以雙槐樹遺址為首的黃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發現的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的時代最早的代表。

墓葬區透露的文明發展模式

河洛古國還發現許多被后世承襲的文化傳統或社會觀念,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斷。

遺址內發現3處墓葬區,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時期的墓葬,均呈排狀分布。墓葬為東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頭向西。其中一個墓葬區早期主體被遺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條圍溝圍成一個獨立的區域,應是中國早期帝王陵寢兆域制度的雛形。

發掘單位已與北京大學等12個權威學術機構開展合作,對人的來源、疾病、遷徙、食譜、人地關系、古DNA等問題予以研究。專家們認為,對于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處在文明起源關鍵時間階段、位于黃河流域中心區域的聚落集團的人的問題的綜合研究,將為華夏民族的核心族系起源問題提供最為豐富的單體資料。

目前,初步獲得一些有意思的發現,生活在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體力活,因為上肢極不發達。同時,男性的基因穩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來源非常廣泛復雜,由此不難產生一些大膽的聯想。

“更特別的是,雙槐樹遺址的墓葬里隨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規模很大、等級很高,里面也沒多少東西,在全國范圍內都屬于特例。”顧萬發說,這可能跟中原地區的喪葬思想有關,首領掌握軍事權和祭祀權,但宗教色彩不濃郁,不主張把生前的東西帶到死后世界,這也是其延續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

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代表性觀點有“滿天星斗說”“相互作用圈說”“重瓣花朵說”“文明起源模式論”等。“文明起源模式論”的提出者李伯謙認為,河洛古國的一系列考古成果,為探討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

重視民生,發展農桑,重視傳宗接代和社會長治久安,不過分地把創造的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而是投入社會再生產。這一模式在后世被主流政治社會所繼承和發揚,成為中華文明歷史進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領性的主流發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

“中華文明的根和魂在這里,其他地方文化斷了,沒有延續下來。”為了幫助理解,李伯謙略帶調侃地解釋,很多地方推崇神權,整天拜鬼拜神影響工作,還把好東西都放在墓里或敬獻給神靈,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

此外,河洛古國已體現出兼容并蓄的文化傳統,表明中華文明從起源階段就具備開放包容的特性。

遺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許多外來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壺具備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組合中出現的大量雙腹器,如雙腹盆、雙腹豆、雙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屬于屈家嶺文化因素;還可以看到雙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崗文化折腹杯、松澤文化折肩折腹壺、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

這些器物充分證明,河洛地區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聯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認為,中原地區具有居中的地理優勢,有利于文化匯聚和輻射,當時的中原先民對外來文化采取主動吸收而非排斥的態度,這是中華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因素。

未知元素待揭謎底

河洛古國吸引人一再探訪,足以顯示值得探究玩味的現象很多。有些尚未知曉確切答案的,也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幾分神秘和魅力。

古代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有關于黃帝時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記載,唐代天文學著作《開元占經》記載,“黃帝將亡則地裂”,表明發生了地震,黃帝部落就遷走了。巧合的是,在雙槐樹遺址發現了多處地震引發的裂縫遺跡。

地裂縫遺跡發現于遺址內壕和中壕東南部解剖溝內,呈東西條狀,錯亂交叉,縫內有淤積黃土,還有明顯的地層錯位現象。北京大學相關專家現場確認,認為可能是地震引發的裂縫,且震級在6.0級以上。

遺址的三重環壕也有深意。從空中俯瞰,雙槐樹遺址被內壕、中壕、外壕三重寬大的環壕圍繞,形成嚴密的防御體系,并均有對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難想到,這些壕溝除了防御外敵入侵的功能,可能還具備禮儀性質。

“三這個數字在古代可以與昆侖聯系,因為昆侖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經常采用三重,屬于高端的禮制建筑。”顧萬發說,這三重環壕并非在同一時間建成,因為建設周期太長,但是在聚落繁盛時期是共存的,這種規制也是判斷遺址具有高等級性質的重要證據。

還有一處特殊遺跡,專家們至今難以定性。該遺跡位于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現存多排,已發現100多米,采用了當時中國最為先進的土木工藝法式——版筑法,類似現代鋪地板磚,而且使用跨度很長,可能是一處公共場所,這種布局頗有“前殿后寢”的樣子。

天地之中的宇宙觀、合天命而治的禮儀性思維、具有引領性的文明發展模式,大量建筑基址等等,雙槐樹遺址所表現的這些內涵,以及種種被后世王朝文明承襲和發揚的現象,足以表明五千年中華文明主根脈可追溯于此。相信隨著考古人員的努力,河洛古國更多豐富的內涵將逐步揭示。

責任編輯: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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